巨額賄款流向不明 檢方又給高捷案畫紅線？

　　臺灣《聯(lián)合報》今天的社論說，高雄地院宣判高捷公辦六標弊案，五名評決委員，二人有罪，三人無罪。有罪者中的鐘善藤、吳孟德，以及無罪者中的周禮良，三人均系由前高雄市長謝長廷指派或委派擔任委員。倘若要以此案觀察對謝長廷的政治影響，自然不能單論周禮良，亦須探究鐘善藤、吳孟德的犯罪因果。

　　至于弊案與謝長廷究竟有無牽連，由于當初高雄地檢署根本沒有調(diào)查謝長廷，所以起訴的犯罪事實只提到謝長廷指派或委派評決小組委員為止，并無其它的敘述；且當初高雄檢方也曾留下一個尾巴謂“將繼續(xù)追查舞弊造成數(shù)以億計溢付工程款之流向”云云，唯至今亦無下文。這些皆是檢方所畫紅線以外的未知地帶。

　　據(jù)聞，“最高檢察署”成立特偵組之后，相關資料與其它謝長廷被控的案件如“特別費案”等，均已由特偵組接手偵辦。因此，高捷公辦六標弊案謝長廷的部分，仍待特偵組完成檢方的使命，可謂尚未結(jié)案。

　　社論指出，回頭來看高雄地院的判決，由其有罪、無罪的認定，以及已經(jīng)證實的至少尚有一億三千八百萬元賄款的流向不明，即可明了，當初檢方偵查未完備，以致造成了判決結(jié)果與檢方預期落差極大的現(xiàn)象。換句話說，倘若判決仍留有諸多疑問，責任應在高雄檢方，而不是法官的問題。

　　判決認定，本案舞弊的手法是評決委員利用ＢＯＴ合約規(guī)定任一廠商最多只能得到兩個標的規(guī)定，以及掌握各標投標廠商家數(shù)的信息，將公辦六標分成三批，每批又分兩標開標，且先開只有一家參與的標；榮工公司投三標，但只有榮工公司一家參與的兩標被安排先開，榮工公司即“順利”得兩標，依規(guī)定在其它標案出局；但榮工公司很有競爭力、價格低于行賄廠商華大成公司，且榮工公司希望得到的ＣＲ5標，卻因榮工公司被以技術安排出局，變成華大成一家而如愿得標。至于另一行賄廠商前田／隆大公司得到ＣＯ2標，則是由評決委員以“在地廠商優(yōu)先、日本廠商合作技術好”等理由，予其優(yōu)先議價權(quán)，再由吳孟德泄漏底標，使其得標。

　　由舞弊手法來看，不僅非常細膩，且因評決委員須集體決定，若無一定安排及默契，恐怕無法如此順利讓行賄廠商如愿得標。然而，評決委員的判決結(jié)果是二人有罪、三人無罪，重大關鍵在于：擔任中間人的張志榮、陳建廷，供認了索賄及行賄情節(jié)，且張志榮付款的銀行流程也查出詳細數(shù)據(jù)，但僅鐘善藤及吳孟德有受賄資料。至于其它標的最后得標金額，均達底標金額百分之九十九，檢方雖指控周禮良泄漏底標，卻因檢方未提出積極證據(jù)，而無法認定。

　　檢方指控因得標過于接近底價而導致溢付的部分不計，僅張志榮與陳建廷供認的索賄金額，華大成公司部分達一億二千八百萬元，前田公司部分亦實際支付一千萬元，賄款總計達一億三千八百萬元。其中張志榮承認取得四千二百萬元，其余則在陳建廷手中。鐘善藤受賄三百萬元，吳孟德受賄二百萬元，亦是由張志榮交付。判決指出，張志榮說其它三千七百萬元交給其妻買股票了，但陳建廷手中近億元下落如何，則完全未交代。也就是說，本件弊案扮演重要角色的評決委員，僅受賄二百萬元或三百萬元而已，但中間聯(lián)絡人張志榮、陳建廷卻取得高達數(shù)千萬，甚或近億元的賄款，試問：這是合理的情況嗎？

　　再者，張志榮以其所謂“新文化聯(lián)誼會董事長”的身分，竟然享有此種機會與權(quán)力，可以居間拉攏謝長廷指派或委派的評決委員，收受并分配賄款，這又是何等神通？考慮此點，以及評決委員必須集體決定，則張志榮的供述是否就是全部真相，即大有探究之余地。

　　社論認為，偵辦犯罪搜集證據(jù)，是檢方的責任。高捷弊案判決結(jié)果僅能顯示不完整的案情，未能揭露全部真相，其實是源自檢方調(diào)查的質(zhì)量不良；正如臺開案耐斯集團支付趙玉柱父子的金錢謂為“借款”，或ＳＯＧＯ案迄今仍有巨額禮券下落不明，法院雖有心亦無權(quán)處理。高捷弊案的完整真相，還要看現(xiàn)在的特偵組與當初的雄檢有沒有不同的擔當和作風！

（編輯：曉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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