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右任和丘逢甲的交誼

　　于右任(1879—1964)有“民國第一才子”之稱,其書法藝術享譽天下。清末民初,他創(chuàng)辦《神州日報》《民立報》,積極宣傳革命,后參與創(chuàng)辦“復旦公學”“上海大學”,出任民國政府監(jiān)察院長,國民黨中央執(zhí)委等要職,參與國共和談。去臺后思念大陸,抑郁而終。丘逢甲(1864—1912)中進士后棄官回臺從教。甲午戰(zhàn)起,籌建義軍,謀保臺灣,事敗后內渡大陸粵東祖籍,由贊助康梁變法維新,進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。于、丘兩人地處南北,以舉人、進士身份投入時代洪流,為謀求中國民主共和與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統(tǒng)一及民族復興的大業(yè)而奮斗終生。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活動在近現代中國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,世人對他們的交往知之甚少,雖作過一些解讀,但大都語焉不詳。今據新發(fā)現的史料做如下探討,敬祈教正。

　　猴年新春正月,友人攜紙質書法藏品一幀來訪,長寬不過近尺,十二個字赫然在目:

　　逢甲先生正 爭取勝利 于右任 (末有鈐章,見圖)

　　十二個漢字,筆力遒勁,剛柔相濟,且有鈐章為證,當是書法大家于氏青壯年時期所書的真品,旋向友人致賀,友人把復制品留下紀念。這份于氏手跡證明:于右任和丘逢甲確曾會晤于滬上,時間當在1912年正月中旬。

　　1911年10月10日,武昌首義成功,東南各省紛起響應,脫離清廷,宣告獨立。11月9日,廣東咨議局在副議長丘逢甲推動下,議決響應武昌起義,迎請同盟會革命黨人來穗主持粵事,胡漢民出任廣東革命軍政府都督。丘逢甲任教育司(部)長,旋被舉為粵省三人代表之一,赴南京參與籌組臨時中央政府。丘于1911年12月下旬抵寧,南京衛(wèi)戌總督徐紹楨初見“丘倉�！泵�刺,“待以恒流,詢知前名(丘逢甲),重握手示敬,歡好若平生�！�(參見丘復《倉海先生墓志銘》)

　　南京大學汪國垣(辟疆)教授(1887—1966)有一段憶述文字:“民國初元,(丘)君曾一至金陵,余猶及見之,軀干修偉,虎虎有生氣�！庇终f“仙根本負盛名,唯鮮與中原通聲氣,至有不能舉其名者。工力最深,出入太白、子美、東坡、遺山之間,又能自出機杼,不拘拘于繩尺間,固一時健者也�！�(參見汪國垣《光宣詩壇點將錄》)

　　汪先生時年二十四五歲,值中國歷史轉折時期,作為愛國青年,關注時局與國族前途命運之大事,勢必至切。究竟他是涌立金陵街頭、爭睹各省代表抵寧時的英姿風采,還是隨友人進出辦事機關,目睹丘氏的舉止神態(tài)或行事風格,人們不得而知,但丘氏身材偉岸、生氣勃勃,是確實的。丘氏比汪年長23歲,且自粵輾轉到寧,舟車勞頓,年近半百,仍“虎虎有生氣”,由此可知,籌組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繁重工作與活動,丘氏曾參與其中,或時有聞聽議論,心情振奮,詩興大發(fā),赴寧紀游之作,連寫十首,歌頌“英雄兒女局翻新”,“江山一統(tǒng)都新定,中華民族此重興”。這些佳作名句,擲地有聲,萬人爭誦。寧滬相距咫尺,舟車往返便利,電訊傳輸較為便捷。1912年1月11日上�！睹窳�報》刊布了丘氏新作《謁明孝陵》四首,寄稿人葉菊生在“附識”中寫道:“仙根先生,學問文章,海內推重,其近體詩尤擅勝場,今以奉使來寧,游蹤所至,句滿奚囊,友人以先生近作見示……亟錄以貽同好……”

　　南京中華民國新政草創(chuàng)之初,百廢待興,急需各類人才,正是丘氏獻誠出力之際。丘遠道北上滬寧,連年憂勞,為國事而奔走,在寧“勞瘁嘔血,扶病還家”(見丘瑞甲《嶺云海日樓詩鈔》初版跋)。1895年夏末秋初,丘謀抗日保臺事敗,內渡泉州時,悲憤交加,也曾吐血數升。這次奉使來寧,連續(xù)奔走勞累,咳血來勢洶洶,自知恐將不起,遂告假南歸。先到上海,沿水路經廈門、潮汕,溯韓江北上,返抵粵東鎮(zhèn)平(今蕉嶺)山居養(yǎng)治。丘途經上海,身為《民立報》主筆的于右任接待慰勉,乃情理中事�！盃幦�勝利”四字蘊意深長,既祝禱丘氏戰(zhàn)勝病魔,轉危為安,也熱盼他康復后返寧共事,謀建民主共和新政大業(yè)的勝利與成功。公義私情,躍然紙上�！盃幦�勝利”四字,用長寬不過咫尺的白紙書寫,可能是于氏在滬主持《民立報》時得知丘氏告假急欲南歸治病,未便久留,遂寫此四字托人捎帶給丘氏本人,表達慰勉之意。于氏的題簽與鈐章十分醒目,可見他對丘的祝福與慰勉十分真摯誠懇。

　　上海聚首別后,丘于1912年2月25日即病逝于鎮(zhèn)平山居,從此于、丘天人兩隔,但于對丘的深情與敬意銘記在心。上世紀50年代末,臺北市新公園(今改稱“二·二八公園”)建成,內有四亭紀念對臺灣有重大貢獻的歷史名人(鄭成功、劉銘傳、丘逢甲、連橫),紀念丘逢甲的“倉海亭”亭聯,即由當時年近八十的于右任題寫:

　　耿耿孤忠,系民族復興斗士;

　　錚錚鐵骨,亦詩壇崛起人豪。

　　此聯既表達了于氏對丘逢甲的敬意,也準確評價了丘氏的歷史定位。

　　歷史名人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與示范作用是積極有益的,但傳頌需審慎據實。1905年,尚在嶺南從教的丘逢甲作有七律《醉歌示徐生》一首,末句為“袖中一卷《英雄傳》,落日來登漢帝陵”(見《丘逢甲集》第536頁),于右任先生恐記憶差錯,說丘曾 “游陜謁陵”,將詩作末句誤為“落日來登黃帝陵”。熱心宣傳黃陵旅游的人士未加細辨,據此就刻碑、傳抄,編造出丘逢甲游陜六天,日夜難寐,作詩多首,甚至揮拳砸桌、打碎茶具的故事。這種捕風捉影、憑空“戲說”先賢的做法與學風,受到陜西師大馬家駿教授的批評糾正,顯然是很必要的(馬文見《陜西師大學報》1997年第三期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