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五四青年節(jié)，一個我們大家不妨來思考一下年輕人問題的日子。
數(shù)天以前，溫家寶總理在出訪馬來西亞時，對當?shù)卮髮W生坦言：“我從沒想過從政，更沒想到能擔任中國總理。”他回憶了自己在西北地區(qū)從事地質研究工作的經(jīng)歷，并在回答提問時表示：“我想給同學們說的是，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�！�
這顯然是一個簡單化的表述，但很有沖擊力。大事與大官之言，至少和近來常見諸報端的清華老校長梅貽琦的大師與大樓之論，同樣高明。
大師與大樓并非互斥，梅校長要表明的是一種立場，極而言之罷了。同樣，大事與大官也可兼容，溫總理要表明的是一種態(tài)度。這種態(tài)度，我相信是有所指的。就像他在社會道德滑坡的今日一再提及道德，那么，大學生們、年輕人們的何種狀態(tài)，讓一國總理出此言？
也來看報端。前段時間，一篇專欄文章和一篇媒體報道發(fā)人深省，標題分別是《到“體制內”去！》和《年輕人，到“體制內”去》。專欄作家說：作為較早拋掉公職的那代人，我突然發(fā)覺，最近有辦法有能力的朋友們都在紛紛“回流”到體制內，變身為公家人。一頓頓的慶祝回流宴上，回歸客們一身疲憊，一肚子遺憾，但一臉喜色，羨煞旁人……自己不由悲從中來，“如今方曉得誰是國家真正的主人翁”。
他是過來人，明白轉變的意義。對于不少人，一變，大學畢業(yè)分配進機關，本來看透“一地雞毛”，不想再在體制內干耗，毅然決然跳出去，卻驚呼上了理想主義的當。于是再變，爭相回到體制內，從外人成為“自己人”——據(jù)說這是眼下中國最時髦的命運轉機。
既然如此，年輕一代胸有成竹，起跑線上就選擇了“不變應萬變”。所以媒體觀察到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擠進“公家的單位”，與公務員職位同樣受到熱捧的還有央企及大型國企工作崗位。
報道分析說，這是社會資源、財富與機遇優(yōu)先配置所刺激出的反應。20年前，體制外的空間充滿活力與機會，大批年輕人紛紛走出體制；20年后，悄然轉向的隱形指揮棒開始朝反方向指引。穩(wěn)定、高福利、有保障、安全感，這些都是眼下吸引數(shù)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精英爭先恐后進入體制內的直接原因。
溫總理的期許和上述體制內外辨析，當然并不直接相關。但兩者所映襯出的青年問題，或有某些相似性。今日中國的年輕人，是否太過務實，缺了做大事的雄心，也缺了與之相應的理想主義的高蹈？
許多年前，出色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·格林曾借書中人物感嘆過：當今人們懂得的事情之多簡直和年齡不相稱。他們小小年紀就懂得了欲念——這種野蠻的知識本來應該慢一點進入他們的頭腦，應該是從生活經(jīng)驗中逐漸收獲的果實……在生活中對人們善良本性的幻滅感應該是同死亡一起到來的，而今天他們卻似乎先有了這種幻滅感，然后才度過他們漫長的一生。
美國也曾有教師提出過這樣的批評：本國不曾確認的少數(shù)幾種人權有一項，那就是失敗的權利……在成功這么一種強有力的國家宗教面前，我們的年輕人正在衰老中成長。
看，這并非中國獨有之問題，也并非當今時代獨有之問題。但每一國、每一代的青年，都須作出回應和選擇。選擇的結果，便構成國家的路徑——我們真該重溫一下梁任公的《少年中國說》。
前述媒體文章，指出了某種單向度選擇的隱憂。而溫家寶的話，大可以為這種現(xiàn)狀糾偏。實際上在我看來，總理此言，不僅針對年輕人，也是針對體制機制。我們目前有極緊迫的任務，創(chuàng)造一個讓人不做大官也能做成大事的環(huán)境，或者說，一個專心致志不受干擾做大事的環(huán)境，甚至，一個并不以大事或大官為指向的個人追求的環(huán)境。
由此想到溫家寶此次出訪時，再次提及“促進公平正義，推進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社會體制等改革，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(fā)展的成果，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發(fā)展”。對深化改革的切切之意溢于言表，蓋因其緊迫性已時不我待。
自由和全面發(fā)展的青年，當然能在大事與大官之間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。不僅如此，有了自由的土壤，這兩個端點之間甚至之外的各種選擇空間，也都將變得美好豐滿起來。(徐百柯）
[責任編輯：吳怡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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