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過去幾個月，朝野政客都沉迷在一片“減稅”的迷思中。不但遺產及贈與稅要降、一生一屋土增稅要降、個人綜所稅的寬減額扣除額要放寬，甚至傳出當局將以第三次賦稅改革之名，再將營利事業(yè)所得稅大幅降低。臺灣《中國時報》今日刊載社論指出，對于這些官僚政客的減稅癥候群，島內財政學者早已提出稅收不足的警告；這是臺灣租稅“收入面”的憂慮。
社論說，日前，該報“臺灣希望”專題更以詳細數據，佐證當局在各項公共支付之浪費、浮濫、短視、欠缺規(guī)劃，這是臺灣租稅“支出面”的憂慮。其實，財政的收入面與支出面是互相關聯的；任何片面的解決，都將產生重大的扭曲。在此非常有必要對當前臺灣的財政困境，給臺面上的官僚政客補上一堂“租稅正義”課。
在財政學理論中，關于納稅人對于繳納租稅順從度的討論，概稱為租稅遵循理論。一般而言，租稅遵循可以從兩個角度切入，其一是檢視個人逃漏稅的動機、誘因、情境、手法等細節(jié)，作為防堵逃漏稅的手段。例如，營利事業(yè)所得稅可能采取虛設行號、漏開發(fā)票、浮報成本等手段，于是稅捐稽征機關就設計種種勾稽查核的辦法、或是電腦調卷的程式，讓逃漏稅的個案無所遁形。一般而言，基層稅務出身的官員比較會從這樣的技術面角度出發(fā)，加強租稅稽查。但在實務上，這種“抓漏”技巧的改善總是有其極限，能夠改革的租稅遵循，也難有重大突破。
第二類有關租稅遵循的討論，則不是從租稅的角度切入，而是從支出面探討。在概念上，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，故政府向人民收稅，其目的當然是要從建設支出提升人民福祉。北歐社福國家的租稅負擔率動輒達其GDP的百分之五十，但是這些政府對于醫(yī)療、安養(yǎng)、失業(yè)、就學等公共支出的規(guī)劃良好，因此即使租稅負擔重，人民多少也能體會政府的服務品質，而在權衡之下，也就有比較高的租稅遵循意愿。因此，影響個人租稅遵循的最重要因素，未必在于稅負本身，卻可能在于政府“有沒有將稅收花在刀口上”。如果收了人民的稅收，卻只是用來蓋蚊子館、賠核四違約金、紓困呆帳大戶、圖利二次金改財團、補貼大戶油電價，那么人民心中一定是一百萬個訐譙；就算臺灣租稅負擔率不高，大家繳稅也是心不甘、情不愿，整體的租稅遵循意愿也就自然偏低。
臺灣的政客似乎總是有低估選民智慧的傾向。他們以為，只要蓋機場，當地居民就會爽，只要發(fā)一發(fā)老農津貼，老農選票就會自然涌現；只要選前以“一周一利多”之名胡亂燒鈔票，就能帶起經濟頹勢。但是本報民調清楚顯示，臺灣人民的智慧遠超過政客的想像。在一千多人的抽樣調查中，有五成六受訪者認為當局是在浪費稅收、有六成六人民認為基本工資調漲與老農津貼提高都只是選舉花招；更僅有二成的人民認為所謂的金融改革真的是為了“提升金融競爭力”。這樣清楚明白的民意，對那些當朝政客而言，難道不該有一些警惕作用嗎？
社論認為，由于當局施政績效不佳、亂花經費，基礎建設空轉，造成臺灣投資環(huán)境欠佳、企業(yè)出走、新股票上市停滯；但是臺灣的財金官員卻不能分辨事情的因果，硬要從減稅的角度亂開藥方，以為減免了遺產贈與稅、營所稅、土增稅、所得稅，臺灣經濟就能振衰起敝。這樣的觀點不但沒有判斷力、更有配合黨派選舉操作的嫌疑，令財政學者難以茍同。
諾貝爾獎得主史提格李茲（J. E. Stiglitz）在其近著中明白表示，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時代，許多人的財富不是來自于努力工作，而是來自于運氣與機會的偶然掌握。對于現有的財團而言，他們更可能從大規(guī)模風險分散中獲利、或是在全球金錢游戲中取得先行優(yōu)勢。正由于許多財富累積并非來自于人的努力，所以史氏主張以更激進的方式對有錢人課稅。史式的論點是觀察實際、理解簡單租稅學理的自然推論，卑之無甚高論。遺憾的是，臺灣的官員，卻還是一頭埋在降低遺贈稅、營所稅的沙丘中，完全不理解外界潮流。財經首長對租稅正義的理解若此，人民除了怨嘆，恐怕就只剩下一張選票做制裁了�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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