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“司法院長”翁岳生“特別費”案，最高檢特偵組不予起訴。理由是：須單據(jù)部分，未查獲以他人單據(jù)報銷；不必單據(jù)部分，則因“支出多于報領，無法查出私用”，亦即采“大水庫理論”，據(jù)以認定無犯罪嫌疑。
迄今為止，“公務機要費”弊案及首長“特別費”案，除了吳淑珍（陳水扁為共犯）、呂秀蓮、游錫堃、陳唐山、許陽明等人，在須單據(jù)報銷的部分，因持他人單據(jù)報銷遭起訴外；只有馬英九一人，在不必單據(jù)的部分遭到起訴。也只有馬英九一人，依法令具領的行為被侯寬仁檢察官認定是“欺瞞會計人員進行詐領”；且既不對馬案適用“大水庫”觀念，亦不采“毋庸自證無罪”的原則，更不用說采用南檢給許添財?shù)摹安槐貑螕?jù)部分乃實質(zhì)補貼”的法律見解。
臺灣《聯(lián)合報》今天刊登社論批評，“檢察一體”所產(chǎn)制的“司法”正義，竟是唯獨懲罰馬英九一人；且是在全案并無急迫性的情況下，堅不同意與其它案件同步偵結，必欲先予起訴。而在第一審法院判決馬英九無罪之后，檢方仍無視于執(zhí)法的歧異與不公，又急切地提起上訴。“檢察一體”，竟然彰明昭著地出現(xiàn)“多重標準”，若謂背后沒有政治因素，或此種執(zhí)法手段不會發(fā)生政治效應，孰其能信？
社論指出，起訴后，馬英九即完全遵從審判程序，每次均按時出庭；相較于大選對手雖有諸多偵查中的案件纏身，卻可不時指摘檢方；或者實際主導民進黨大選議題的陳水扁，有各種方法拖延“公務機要費”弊案審判；其間的落差，已使“司法”的公信力受到質(zhì)疑。歸根究柢，這皆是侯寬仁檢察官玩法弄權的結果。他偵辦馬英九案，竟致不惜扭曲證人的筆錄和被告的意思，必欲予以起訴；而至今“法務部”和檢察體系對侯寬仁的玩法弄權行為未作任何交代，實亦是政治介入的另一左證。
檢察官可以如此選擇性地對付馬英九；另一方面“司法”卻又被如陳水扁者玩弄于股掌之間。在翁岳生不起訴的消息發(fā)布的同一天，陳水扁針對高等法院有關他要求臺北地院交還“公務機要費”弊案罪證的裁定，提起再抗告。陳水扁是利用“大法官釋字六二七號”解釋的巧門，在弊案審理中核定犯罪證據(jù)和筆錄全部都是“絕對機密”，要求法院發(fā)還。臺北地院駁回其請求之后，陳水扁抗告到高等法院，高院裁定陳水扁聲請發(fā)還罪證是否“適格”有疑問，陳水扁遂再抗告到最高法院。最妙的是：陳水扁所提再抗告的理由中，竟謂高等法院為作成裁定，依“大法官釋字六二七號”解釋的要求組成五人合議庭，乃“違反法院組織法”！為陳水扁開巧門的“大法官”們看到陳水扁這種過河拆橋的行為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然而，不論陳水扁的再抗告理由如何，其利用抗告程序拖延“公務機要費”弊案審理的目的還是達到了。倘若陳水扁將審理一直拖到“總統(tǒng)”大選后，且陳水扁借由“公投綁大選”等待判決有罪確定，陳水扁也會得到特赦。然則，“司法”機制對陳水扁的犯行，豈不是全歸枉然？
對某甲羅織種手段，主導謝長廷勝選的圖謀得逞，則“公務機要費”弊案必然是不了了之，就算成罪，對某乙卻吞舟是漏；社論質(zhì)疑，這是政治網(wǎng)羅，還是現(xiàn)代“司法”？翁岳生在離任“司法院長”時，感慨政治人物踐踏“司法”，自稱“椎心泣血，痛苦萬分”，遭到許多人指責他放馬后炮；其實，翁岳生是否放馬后炮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檢察官和法官有沒有“我心如秤”的勇氣和節(jié)操。翁岳生或許會因自己未被起訴而沾沾自喜，但不知他如何看待與他案情相同、但吉兇迥異的馬英九的處境？是否亦有“椎心泣血，痛苦萬分”的感受？
